【编者按】《世纪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乒乓外交”与中美、中日关系》一书，历史感很强，着力依据可靠的史实，包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从新的角度再现风云激荡的历史场景，勾画中美、中日关系发展的轮廓，向人们展示了跌宕起伏的外交谈判进程，并重点剖析了一些关键性问题。

本文摘自《世纪杰出外交家周恩来：“乒乓外交”与中美、中日关系》 作者：吴学文 王俊彦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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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如何斩断江青之流黑手 建立中美中日关系

在杰出的外交理论指导下，周恩来为建立中美、中日关系立下丰功伟绩。

（一）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必须有良好的内政配合。然而，周恩来总理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却屡遭林彪、江青集团的毒手和重重阻挠、破坏。为此，周恩来奋力扫除障碍，进行了坚决斗争。

1大力批判极左思潮和行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集团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1970年5月17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人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做不出决策”，同时吹嘘自己是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67页。，从而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和野心。

林彪、江青煽动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夺权”，使大批党政干部被批斗和迫害，在中央，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领导同志，被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用所谓的“二月逆流”，夺去了工作岗位。

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在这个讲话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造反派冲进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大权。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强调，新中国成立后17年党和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各项工作成绩是主流，错误和缺点是第二位的；不能把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大声疾呼：“外交大权属于中央，谁也不能夺！”但是，在林彪、江青集团的指使下，造反派攻击新中国的外交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竟砸了外交部的政治部，关押了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擅自向驻外机构发号施令，还对在北京的印度、缅甸、印尼驻华使馆进行打砸抢活动，甚至发生了万人围困英国代办处，火烧英国代办楼的严重涉外事件，使新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面对偏离中国外交正确轨道的情况，周恩来大力开展了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的斗争与批判。

8月23日凌晨，周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中央、国务院。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周总理紧急召见代总长杨成武，让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毛泽东愤然在王力“八七讲话”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吩咐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8月30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了毛主席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其后又逮捕了戚本禹，敲掉了江青的“车”“马”“炮”，不亚于10级地震。这是周总理批判极左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周恩来生平》下册，第1379—1383页。

当时反对中美接触的极左势力异常猖獗，中国二号人物、副统帅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周恩来生平》下册，第1436页。

周总理以国事为重，英勇而巧妙前行。

1971年5月30、31日，周总理出席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形势下，因此，我们的外事工作要跟过去有所不同，要有所变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了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了，现在（这样）不行。（外国人）不仅是左派、中间派要来，右派也要来一点，这就需要我们适应新的形势。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路线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6月4日，周总理针对江青诬蔑推行投降主义对外政策，宣讲《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说，一直到现在，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的中央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有。你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强调对外宣传必须一分为二，坚持两点论，既有成绩，也有缺点，我们总是不敢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跟人家讲，什么都好，这不通了嘛！总之，毛主席的方针就是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以我为核心，自以为左，蔑视一切，瞧不起人家。《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61页。

6月18日，周总理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强调对极左思潮展开系统批判：在当前新形势下，要动员全党了解和体会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同时要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坏人利用的极左思潮，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左行动，像火烧英国代办处、主张出兵香港、随便提“断交”、冲砸大使馆、到外交部夺权，等等。

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国事件后，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更明确地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他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进入新阶段。

1971年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全面展开，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解放老干部都取得很大进展，但是，江青篡党夺权的野心不死，仍在利用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地位猖狂反扑。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12月，毛泽东表示不赞成批判极左思潮，指出应当批判林彪“修正主义”和“极右”。在此情况下，周总理只得采取含蓄、迂回的方式，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继续进行。到1973年下半年，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自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更使周总理陷于力不从心的困难境地。江青得意忘形，在涉外工作中另起炉灶，妄图树立她个人的国际形象。

洛克珊?维特克是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72年8月来华后，江青8月25日至8月31日与她谈话60多个小时，提供大量党内、军内情况，并示意要维特克出版江青传记。

周总理得知此事明确告诉江青：如果不愿见（维克特），也可不见，并指示有关部门缩短她在京时间。周总理派人告诉江青，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

1972年年底，周总理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和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郑重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记录没有必要送给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如果有人要借，请你直接打电话给我，经我批准后方可。主席那里除外。”对此，江青极端不满。《周恩来年谱》下卷，第547页；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就这样，江青想要搞乱中国外交的又一企图被击败了。

周总理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受挫折，但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党和人民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艰难斗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在全国范围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中国外交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