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当代文艺学的变革与走向》一书，于师友情谊中守护学人本色，在世情时俗外畅论诗艺人生，可以说是一部集中展示几代学者学术智慧的诗学著作。该书收录了杜书瀛、许明、高建平、周宪、王一川、王岳川等专家学者的文章25篇，其副标题“钱中文先生诞辰80周年纪念文集”表明，它是向一位著名学者表示敬意的专题文章汇编，但该书三位主编金元浦、张首映、刘方喜对其文章学术性的严格把关，使其与时下流行的“寿庆”之作判然有别。即便集中《钱中文先生访谈》这类轻松自由的“对话”，也无不蕴涵着理论特有的思辨色彩和人文情怀。也正是这篇“访谈”，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钱中文早年的求学经历、中年的治学方法和晚近的学术理念，清晰地勾勒出了钱中文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同时也为“当代文艺学的变革与走向”研究，提供了一个博雅精严且真切鲜活的学术案例。

　　书中少数几篇回忆性文章，在其谈文论艺过程中，也提供不少生动有趣的信息。例如，钱先生小时候他居然是个武侠小说迷，在初中老师的影响下，他的阅读兴趣才由武侠转向新文学，初中时期，他就已“朦胧胧地……想当个作家”，尤其是他的处女作发表前后的一些戏剧性经历，更是令人感慨不已。从16岁开始发表作品迄今，60多年过去了，80高龄的钱先生可谓著作等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原理—发展论》，到90年代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学理论流派》、《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直到21世纪的《文学新理性精神》等专著，洋洋数百万字，皆是心血之作。这些著作，视界恢弘，立意深远，旗帜鲜明，其中不少篇章，当在中国当代文论史的辉煌著述之列，它们对中国文论的变革与走向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

　　这部别具特色的纪念文集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近30年来，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研究、学术社团活动、书刊策划与编篡等方面，都付出了艰巨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文艺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领军人物之一。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资深学者，钱中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着力研究近百年来的文学理论过程，清理中国文论和外国文论的错位关系，提出并探讨了文学理论走向对话的含义，对改革开放后审美意识的激变与文学理论的进展、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文学的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消亡的不可能性、文化一体化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外国文化研究模式的积极影响与局限性等问题，都有开创性的专深研究。其中，有关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文学理论现代性、交往对话等问题的研究，其学术影响尤为巨大。

　　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主要负责人，钱中文坚持“主导、多样、综合、创新”原则，确立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中国立场。他倡导开展中外文化、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回顾与总结20世纪中西文论的流变，展望在21世纪文学理论的走向，进一步促进中外古今文论的融会。并力图使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形成互动，相互渗透，在知识的领域，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融合性的理论研究的新格局，以期在跨学科的整合与综合中，提出新的观点、思想，形成新的理论构架，更新与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文学理论。钱中文领军的学会，团结了广大中青年学者，学会工作得到高校老师的大力支持，并深受如季羡林、钟敬文、汝信、徐中玉、将孔阳、袁可嘉等先生的好评;同时也与法国、美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建立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联系;学会还出版了多种会议论文集，近年来其年刊出版也走上了正轨，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对学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重要刊物《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十分关注整个杂志的学术导向，尤为注重文学理论的导向问题，他认为，学术研究需要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甚至一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个时期，而且每期都应发表两三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推动学术的进步。如果没有问题感，缺乏导向，有什么刊登什么，一本刊物与一本论文集就没有什么差异。在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钱先生总能及时发表出具有导向性的意见。例如，前些年文论界出现了“文化研究”过热现象，钱先生在肯定了相关研究合理性的同时，对其缺陷与不足提出了批评：“它们脱离文学创作、文学史，浮光掠影地大谈其他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就是不谈文学作品本身，结果掏空了文学本身的深刻涵义，榨干了文学作品所显示的人文精神”，为此，钱先生呼吁“文学研究还是应该回到文本上来”，使“言必称文化研究”的风气得到了及时纠正。

　　作为文艺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在学术著作编撰、翻译和出版工作方面，也花费了巨大心血。他所主编的《文艺理论建设丛书》(7卷)、《巴赫金全集》(6卷中译)，合作主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14种)等，是见证中国当代文论生存与发展状况的重要文献。影响尤为深广的是，他与童庆炳联袂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该大型丛书凡6辑36种，集中展示了陆贵山、杜书瀛、王元骧、曾繁仁、王先霈、朱立元等当代文论家的代表性成果，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同时也体现了钱先生襟怀广阔、博纳百家的包容品格。

　　作为桃李芬芳的研究生导师，他对青年学者充满了关爱与期待：对自己从事的文学研究要有兴趣，浓烈的兴趣，耐得住寂寞;要面向现实的问题，沉入各种知识的梳理与思考，对各种理论与各种思想都要给以鉴别，汲取真正的新思想，而不盲从;要努力发现新问题，在自己的著述中不断提出新问题、新思想，在学术上有所积累，使学术有所前进，从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要恪守道德底线，对于失去诚信的社会，纵使无力回天，也要清白做人，要做一个具有血性和良心、怜悯和同情的人文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知道分子”。他一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理论不仅提供知识，也应提供思想!”

　　如前所述，作为一本向前辈学者致敬的文集，编者们的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也同样令人敬佩。与一般纪念性文集不同，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专题性学术论文，且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当代文艺学的变革与走向”相关联，即便是讨论具体的传统话题或学术史问题，其研究旨趣与思路，也无不关乎当代文艺学的生存状况与发展趋向。如杜书瀛《从“诗文评”到“文艺学”——重新考察中国文论及其发展轨迹》、高建平《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美学的命运》、祁志祥《中国美学的时代分期及其历史因革》等，从历史纵深的视角探讨文艺学的变革与走向问题，它们堪称是学术史清理与反思的力作。金元浦《论文艺与经济》、刘方喜《马克思艺术哲学的“关系”哲学重构》、丁国旗《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审美”建构述议》、马大康《文学活动视域中的文论走向》等，论题宏大，视野宏阔，气概宏伟，颇有为文艺学指点迷津、规划未来的气势。周宪《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王岳川《新世纪文论应会通中西守正创新》、陈晓明《感性解放引导的现代艺术观念变革——“视听文明”到来之际的美学反思》、张首映《新人文主义美学观》等都是直击当下的切问近思之作，它们立足现实，会通中西，在文艺学范式转换和观念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新人耳目的见解。

　　此外，金元浦《会当凌绝顶》、张开焱《从现实到文学：审美主体中介地位的强化——钱中文先生审美反映论思想述评》、吴子林《从文学“审美反映”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钱中文文艺思想解读之一》、李世涛《走向交往对话时代的文学理论——钱中文先生文学理论研究述评》等，直接以钱中文文艺思想为研究对象，为我们展示了钱中文作为名师大匠的精神风貌和学术风采。此外，许明《中道常胜——我印象中的钱中文先生》、金雅《为学·为人·为事：我的老师钱中文先生》、马大康《我的学术引路人：钱中文先生》、靳大成《七月流火：延边、哈尔滨游学采风纪——东域学手记(二)》等回忆性文字，清新活泼、亲切自然，令人一读难忘。它们从不同视角和不同侧面，为我们理解钱中文学术思想以及当代文艺学的变革与走向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