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郑克鲁的微信名叫“红衣主教”，足见他对法国文学的挚爱。

　　《悲惨世界》《茶花女》《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红与黑》《九三年》《海底两万里》……在他翻译的1700万字法国名著中，几乎每位文学爱好者都读过其中的译著，被誉为以一己之力，把半个法兰西文学“扛”到了中国。

　　9月20日晚10点，郑克鲁逝世，享年81岁。郑克鲁住在上海师范大学附近一个高层小区，平时非常低调。直到9月21日早上7点，有人把他去世的消息转发到业主群后，绝大多数小区居民才知道原来与翻译巨擘比邻，整整一天，业主群里都充满哀悼之情。

　　“文革”中背了三遍法语词典

　　1939年，郑克鲁出生于澳门，曾祖父郑观应是晚清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他写的《盛世危言》在晚清社会产生极大影响，也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奠定重要基础。郑克鲁还有一位叔公是红色摄影家郑景康，他是唯一一位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拍摄肖像照片的中国摄影家。

　　80岁生日时，郑克鲁和学生、上师大副教授郁青谈过曾祖父对他的影响。他说曾祖父非常有思辨天赋，外语很好，旧学功底也很深，勤于动笔，所以才有百科全书式的《盛世危言》，“我的思考与写作才能也许与他有关”。

　　小学三年级时，郑克鲁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上海。在华师大一附中上中学时，周围同学都爱数理化，就他喜欢文科，尤其喜欢俄国文学，打算将俄语系作为大学报考志愿。结果赶上1957年中苏关系破裂，俄语专业不招生，他只好填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

　　北大毕业后，郑克鲁到中国社科院读硕士，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随后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69年，郑克鲁和社科院其他的研究人员一起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种田，“那时根本没法搞专业，等于停顿了10年”。

　　“文革”后期，感到前途渺茫的郑克鲁决定重拾法语，“不能一辈子都这样啊”。他告诉郁青，自己利用各种时间背诵法语词典，晚上还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继续用功，把一本2.6万字的法语词典背了整整三遍。开批判大会时，郑克鲁和别人一样拿出“红宝书”，只不过他拿的是法文版。当时，他还悄悄去所里图书馆看“禁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90多部法文原版中长篇小说，他看了九成。

　　这些努力都为他以后的翻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译本简洁更重文采

　　郑克鲁翻译的第一篇中短篇小说是巴尔扎克的《长寿药水》。在这之前，很多人对巴尔扎克的印象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而通过郑克鲁的翻译，展现了巴尔扎克小说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巴尔扎克的小说也是郑克鲁翻译生涯的开端。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郑克鲁翻译了17部21卷法国文学作品，包括《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基督山伯爵》《茶花女》《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神秘岛》《局外人》《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九三年》《笑面人》《名人传》《小王子》等耳熟能详的法国名著，另外还有《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普鲁斯特研究》等学术著作。

　　“文革”结束后，郑克鲁、袁可嘉和董衡巽合编的4卷8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次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品进行大规模翻译，郑克鲁翻译了其中6篇作品，包括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加缪的小说《沉默的人》等，这套丛书在80年代影响非常大，十多年里加印5次，累计印刷9万多套。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时，《新周刊》还将其列为“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20本（部）书”之一。

　　郑克鲁曾谈过自己翻译的特点，着力点主要是在语言，“我一直刻意在语言上下功夫，我的译本文字都很简洁流畅，没有废话，不啰嗦。但重简洁的同时我更重文采。”

　　他举例说，《巴黎圣母院》里雨果写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可能很多人会翻译成“行将就木”，但他觉得这样太一般了，就翻译成“病势尪羸”，读者即便不认识“尪羸”，也能从四个字的组合上明白是形容人病得很重。此外，《悲惨世界》里的主教名字，有些译本是直接音译为卞汝福，但郑克鲁将其翻译为福来，更有一种宗教悲悯感。

　　1987年，因为在推动法国文化交流上的杰出贡献，郑克鲁被法国政府授予法国国家一级教育勋章“金棕榈勋章”。郑克鲁还翻译了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西蒙娜·波伏瓦的代表作《第二性》，这本书一直都很畅销，并获得了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

　　和夫人生活“超凡脱俗”

　　在近60年的翻译生涯中，郑克鲁一共完成1700万字文学翻译，近2000万字著作和编著，比傅雷先生的500多万字翻译还多。算下来平均每天就要完成近2000字的写作或者翻译工作。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翻译没有别的爱好。”散文作家江妙春是与郑克鲁同住一幢楼的邻居，因为喜欢《第二性》而与郑克鲁相识。江妙春去过郑克鲁的家，还有他在上师大的办公室，“简直就是书天书地，客厅都摆满书，成天就在书堆里搞翻译。”他告诉记者。

　　江妙春还注意到，与获得的巨大荣誉相比，郑克鲁的家实在太简朴了，2012年左右搬到小区时，他连前任房东的装修都没动就直接入住。郑克鲁的夫人朱碧恒还告诉江妙春，为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翻译上，他们一日三餐都在上师大食堂解决，“真的是超凡脱俗，全身心与时间赛跑”。

　　“他永远都拉着一个小型拉杆箱，永远！”江妙春用有些夸张的口气，比画着拉杆箱的大小，每次在小区看到郑克鲁，他都是拉杆箱不离手，里面装着书和翻译材料。如果和夫人一起，身高一米八的郑克鲁就一手拉着拉杆箱，一手牵着夫人的手。

　　1987年，郑克鲁调回上海，当时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都向他抛来“绣球”，但为了能让夫人也回上海，他最终选择上海师范大学。此后在上师大，每天早上夫妇俩手牵手出现在校园的场景，就成了一道著名的风景线。

　　江妙春还保留着一个有郑克鲁签名的帆布纪念袋。那是2018年，上师大和商务印书馆为庆祝《郑克鲁文集》出版设计的纪念品。那天研讨会来了近180人，有郑克鲁的学生、学术界人士，江妙春被邀请参加。

　　现场气氛非常活跃，与会者都说了很多对郑克鲁的感谢或评价。下午三点多，轮到郑克鲁做最后发言时，坐在主席位上的他却声色平静地说，“我今天听了一天的好话，都觉得有些过了，有些话现在说太早，等我死后再说。”

　　“当时我都震惊了。”江妙春说。他参加过无数场作品研讨会，这一幕却是第一次看到，没想到盛誉之下，郑克鲁本人是如此淡泊，对很多事情看得如此透彻，“那天下午他说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