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尤金在《奖赏：石油、金钱与权力》中说，控制石油权不仅是一场金钱游戏，而且是一场全球大博弈。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掘金之路，就证明了这一点。约1867年，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物品煤油进入中国市场，19世纪70年代以后，煤油开始在中国市场兴盛。1913年前，美孚垄断美国对华石油贸易长达40年，1912-1935年间，石油贸易在美对华贸易中有17年排名第一，美孚无疑获得了巨额利润，浪得中国石油市场“吸血鬼”的恶名。美孚作为美国最早的跨国企业之一，在中国是怎样铺就掘金之路的？台湾学者吴翎君教授著《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一书，从外交史与经济史跨领域的对话探讨了美孚在华经销事业的建立，从“企业、政府与外交”的连锁关系，观察美孚即美国私企利益与国家利益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成功的经销策略

　　美孚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经销处的石油公司，陆续开办区域公司、分公司及经销处，沿着各经销处设立油池、油栈，在20世纪20年代已建立层层负责的经销网络。早期借重中国既有的商业体系和社会组织，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先是委托怡和、太古洋行作为经销商，后来依靠中国的买办商人并纳入公司的销售体系，大大拓展了美孚在华贸易。20世纪初，美孚面临英、俄石油公司的竞争，即以美式经理制取代了买办制，从纽约总公司→亚洲分部→中国上海总部→各区公司→支公司，整个管理制度层层而下，由总公司自美国纽约遥控，正式成为中美跨国企业。在建立层层负责的销售网的同时，采取了美式经销策略，派遣美籍经理、经过训练会说中国话的美籍推销员，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策略和商业手法进驻中国。美孚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务实而灵活，它们关注的是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视环境的变革而采取最有利的投资方式。

　　商业行为背后的政治、外交

　　美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背后有政治、外交的运作与手段。在美孚的不同发展阶段，美国若干官员也曾利用美孚作为外交上的角力。例如，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中国东北的利益，并与俄国和日本发生激烈争夺，当时美孚在东北市场的经销，亦被外交人员视为外交角力的延伸。美孚在中国口岸设置油池油栈，这关乎美孚的市场利益和市场份额，美国政府基于条约利益，态度就相当强硬，甚或派军舰威吓中国政府。1914年中美合办油矿开采，美国国务卿蓝辛特别致函美孚，要求派出充分授权的谈判代表赴北京洽谈。这个合作计划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不仅仅涉及中美政府，更涉及国际社会多边利益冲突。例如，日本政府就以傲慢的态度抗议中国政府将油矿开采交给美国垄断。1905年中国反美浪潮中，美孚在中国各地的经销处被恐吓威胁，美孚纽约总部曾试图游说美国国会在排华法案上让步妥协。这都说明“企业、政府与外交”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近代中国中的美孚石油

　　美孚进军中国市场时，对市场的开拓确实存在一些困难，包括交通落后、陌生的商业环境和营销方式、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排外因素，等等。美孚克服了这些困难，找到了企业发展的契机。同时，美孚为了征服中国市场，对中国也有某种程度的让步，例如配合缴纳繁琐的杂税。为了打开销路，耐心地调整市场方针，学习中国语言，迎合中国人的商品口味，留意中国“舆论”，包括在水灾和饥荒时捐赠救济品，兴办农业学校，放弃公司因盗匪洗劫的求偿，等等。而且，对于美孚油船被劫或中国政府积累的油料欠款，美孚公司在无可奈何之下，或有减息免息的折衷办法，或不了了之。这也是为了搏得中国人民的善意而让步。

　　美孚在中国经销石油产品，获取了巨额利润，尽人皆知。另一方面，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比如，柴油、润滑油等液体油料的使用，促进传统手工业的机械化；汽油燃料的供给，助长了现代公路运输系统的兴起；带动了军事国防建设和近代工业的开展，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对中国医学研究和医疗事业有大的贡献。再如191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在1920-1940年初，得到该基金会的多项捐助，尤其是30年代对经济研究所的赞助，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不仅培养出一流的经济学人才，并且对中国农村展开实地调查和研究，提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措施。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大批中国的跨国企业走出去，以破竹之势进军国际市场，美孚在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参考坐标。（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