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古镇是江南地区的标志。遁离喧闹的都市，流连于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或徜徉于曲折的溪流，都能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在江南古镇进行旅游开发二十余年的今天，不知是否有人同笔者一样，觉得古镇的千篇一律让人审美疲劳？事实上，每个古镇背后都蕴藏着丰富且多样的故事。本文以湖州下属的南浔镇为例，讲讲南浔商人的故事。

　　群像

　　南浔的兴旺得益于辑里丝的畅销。这种原产自南浔镇南面辑里村的生丝大约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十六至十八世纪）已经行销全国。自上海在十九世纪中开埠以来，当地所产生丝以其“白、匀、细、圆、韧”的特点赢得海外市场。英国驻上海领事Rutherford Alcock在1847-1848年的海关报告提到湖州府是中国产丝最多的地区，而其中南浔镇又超过双林镇和菱湖镇居于首位。

　　南浔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以至有民谚云“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作为商贸繁盛的重镇，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浔每到新丝上市的农历四五月，水道里的船只往来如织，街面上的人流熙熙攘攘。英国博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在1855年探访南浔时感叹道：“早上五点，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让我感到最惊讶的是这里聚集着大批待售的生丝。天刚亮，乡下人陆续带着他们的小包生丝来到镇上，准备售予商贩。主要的街道上看上去密布着收购生丝的铺子。每家的柜台后面站着或六个或八个人（有时更多），这些衣着干净，相貌堂堂的伙计负责检验生丝的质量并决定价格。有趣的是，这些伙计安静地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与铺面前吵嚷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每个人都争相夸耀自己所缫的生丝，以图抬高收购价。”

　　伴随着生丝出口的兴旺，南浔兴起了一个后来被统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富商群体，这是今日南浔旅游业的招牌之一。这一群体性称呼最早出现在光绪举人徐珂所著《可言》（载《天苏阁丛刊》，1914年）：“湖州之南浔多富室……镇多丝商，同光间之繁富甲于浙中，数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只焦黄狗之喻。其最富者逾千万，《史记·货殖传》云：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可以喻为南浔之富矣。”该书虽出版于民国初年，然所述实为清末同治光绪时事。

　　1935年，中国经济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调查报告《吴兴农村经济》显示，这一说法已经有了转变。据载：“计南浔一镇，以丝商起家者，何止数百十户，举其著者，竟有‘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之称焉。”由此而后，这一说法渐趋稳定。1980年以后出版的几种材料中，周子美《南浔丝业小史》认为“民国初年有‘四象，八牛，三十六金狗’之谣”。林黎元《南浔史略》中名之为“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墩狗”。出版于1995年的新版《南浔镇志》也采用了“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墩狗”的说法。

　　短短20年间，对于相同的富商群体的称呼，为何不见了“五虎、六羊”，而以“四象”代之？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虽然以上材料大多并非来自正史，然而正如《吴兴农村经济》的编者所言，“民谣稗史，足为正史之补，吾侪考察社会史实，正宜利用此种材料，岂可舍弃之？”相比于记载帝王将相事迹和典章制度的正史，这些接地气的地方文献反映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的生活。其次，不少学者在解读这些民谣时，常常执着于考察这些富商的座次及其所拥有财富的多寡。因此我们会读到诸如以下这段话，“一般认为家产在白银100万两以上者可称‘象’，50万两以上者可称‘牛’，10万两以上者称‘狗’。四象的为首者刘家，家产超过2000万两，排行第二的张家的家产也近1000万两……粗略估算一下，整个浔商的总资产超过6000万两，与清末政府全年的总收入7000万两相仿。”然而，在1904年我国第一部商业法《大清商律》颁布以前，这些上层商人财富的数额，却绝非外人可以得知。对他们的财富进行估算，虽然可以使其商业规模变得更为具体，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憾。

　　笔者认为，这些民间史料的价值在于体现了南浔社会对于其地方上层人物的认知，而这种认知中最核心的部分不是顶层精英的数量从五家减少为四家，也不是究竟这五家或四家所指是谁，而是其代称从“虎”到“象”的转变。这一由“虎”到“象”的内涵值得深究。

　　事实上，无论是虎还是象，都不可能在十九世纪的江南乡镇见到。当时江南普通人头脑中关于野兽的形象来自于想象，想象的来源大多是戏曲或者佛典故事，虎和象这两种动物在民间的形象迥然相异。在戏曲和佛典故事中，虎的形象大多不佳，我们惯常听到的“武松打虎”或者“舍身饲虎”之类的故事，虎都是作为“恶”的一方出现。反观象的意涵，则是作为普贤菩萨的坐骑而出现。普贤菩萨所乘的六牙白象象征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慧智等六波罗蜜。可以认为，在佛教盛行的江南地区，象的形象是正面的。

　　如果以上的阐释成立，即上层商人群体的指代从凶狠且令人畏惧转变为充满力量与智慧的形象，那么这种转变的机理是什么？

　　乱世

　　事实上，南浔镇一直以来都有两面招牌，一面是作为贡品的辑里生丝，另一面则是科举的功名鼎盛。晚明时期，南浔附近就已经出现了后来被称作“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官宦世家，这一文脉经明清鼎革延续了下来。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纵使生丝贸易依旧蓬勃，镇上最有地位的仍是一群具有生员头衔的读书人，其中最为人称道者当属被合称为“南浔三先生”的杨凤苞、施国祁和邢典，三人都被选入由当时的儒学领袖阮元建立的诂经精舍。

　　道光八年（1828年），施国祁和邢典均已谢世，十位下一代的南浔生员在当地的妙境庵内建立了乡先辈祠，用以祭祀前人贤者。两年后，祭祀对象扩展到了自元代以来的35位先贤。这一活动彰显了南浔的诗书传统，也巩固了读书人在镇上的地位。不幸的是，这一看似愈加牢固的权力格局却在1860年前后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遭到颠覆。

　　从1851年持续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给整个长江以南的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深远的影响。据估计，战争造成了2000万到3000万平民和士兵的死亡。持续的社会不安更推进了地方军事化的进程，二十世纪初年的军阀混战很可能滥觞于此。然而，当我们把视野拉近到南浔的地方社会，却可以发现人口伤亡和军事化都不是战乱带来的最主要后果。虽然南浔镇在1861年底被占领，但由于南浔是生丝出口重镇，而太平天国的政权既需要出口带来的税收，又不希望与洋人撕破脸皮，因此南浔附近的村庄并没有遭到屠戮，生丝贸易额更是只增不减。同时，地方军事化在缺少尚武传统的江南地区并未发生。南浔镇在1860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并挥师东向时，只是由富户雇佣了当地的枪船（赌场、妓院、烟馆的混合体）进行过徒具形式的抵抗。对于大多数镇上的居民而言，相比于真刀真枪的玩命，寻找其他的求生途径更为实际。有能力者远遁上海，一般家庭避难于邻近村落。

　　当时对南浔的真正影响是破坏了当地的文脉，并且使得镇上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读书人作为正统的维护者和地方的领袖，既在意识形态上与太平军宣传的信仰南辕北辙，又是太平军建立新政权所必须打倒的对象。根据清人温鼎在《庚申粤匪据浔纪略》中回忆，“南浔自十年夏被贼扰，计一年有半，被贼距二年有半，盖湖郡失守较各郡独后，而克复亦较各郡为迟，浔地为郡城东蔽，适当其冲，故受祸最烈。房屋所遗不及十分之三。此后之生聚教训，人民之被掳被掠尚少，而避乡者之病死忧死者不可胜数，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期间衣冠士族于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其贫苦为更甚。”

　　相比于“世家大族”和“衣冠士族”的绝境，躲避在乡间和滞留在镇上的普通民众也是朝不保夕。可以想见的是，在太平军占领期间，民众必须依靠粮食补给，而粮食只能从周边村落征集，这无疑会造成粮食紧缺，也就给从上海向南浔贩卖粮食提供了契机。温鼎还记述，“斯时石米贵至十二千以外，客米绝迹，农民上年粮租全免，尚不困乏，惟经纪小民、避居乡间者最苦。幸丝商至沪，归则贩米至浔，借以接济。”大多数的普通人虽然得以活命，但数年的动荡和战乱却使其沦为赤贫。

　　相较之下，往来于南浔与上海的丝商与太平军结成了利益联盟，进入了财富积累的快车道。太平军在南浔最重要的政权机构是均安局，负责维持治安，当时丝船前往上海贸易，均安局会令枪船护送至盛泽镇外，直到确保丝船经过税卡才返回，这样税收可以得到保障，丝船也能够安然出境。因此，虽然丝商从上海运来了救命的米粮，但很难说普通的镇民会对其怀有感激之情。这些商人更可能被认为是占领者的帮凶，他们中的佼佼者被冠以“五虎”这一带有掠夺性意味的称呼也就不足为奇了。

　　转变

　　后来被称作“五虎”或“四象”的商人群体大多起于寒微，至多也只出自中产之家。刘镛十四岁便因家贫而“舍儒习贾”，早年学业于棉绸布庄，每日只得点心钱十文。十七岁时经其叔祖推荐至某丝行学业，每年得洋银十圆，岁末更有酬洋六圆，生活境况才稍有好转。刘镛在二十六岁真正迎来人生的转机，是年（1851年），其与邢赓星、张聿屏各输资本二百圆合开丝行。至此，刘镛终于有机会一展拳脚，为发家积累资本。同样，日后进入南浔地方社会上层的各家，原本也非世家大族。张颂贤的父亲最初在南浔镇上开设糕团店，继而又开办小酱盐店。庞云鏳的父亲则长期在湖南等地任官府的师爷或幕僚。顾家的创始人顾福昌初以开设小布店为生。

　　太平天国战乱使得以刘、张、庞、周四家为代表的中小商人群体成为新贵。然而，其形象从掠夺者向施善者的转变却始于太平天国后的重建时期。战后的南浔百废待兴，重建最需要的是财物，因此承担起重建工作的是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新贵们，而非读书人或破落的旧家大族。朝廷在1853年由于军费的增加而向商人开征厘金，具体而言，生丝贸易额越大的富户缴纳的厘金越多，而重建的经费就提取自丝商缴纳的厘金，所以越是富户，相当于提供了越多的重建经费，在战后南浔的领导权中占据的份额也就越大。另外，向商人开征厘金这一举动也表明了朝廷对于商人的倚重，提高了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

　　南浔当地的城隍庙在战乱刚结束的1864年便得到重建，另一作为权力运作中心的广惠宫也在1868年部分恢复旧貌，同样在当地具有象征意义的两处蚕神祠分别在1867和1868年重建。慈善方面，当地于1864年便组织力量掩埋战时无处安放的尸体和棺椁，稍后复建于1867年的师善堂则制度化了这一善举，防止了瘟疫的爆发；1868年建立的育婴堂负责收容南浔的孤儿和当地家庭无力抚养的幼儿。庙宇的重建和善举的开展对于安定人心、恢复社会秩序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

　　出资进行重建虽然可以博得善士的名声，却不足以完成身份上的转变。真正让几大商人家族从“五虎”变成“四象”的是他们与正统意识形态所建立的联系。1873年，几大新贵家族的代表（刘镛、张颂贤、庞云鏳以及顾福昌之子顾寿松皆名列其中）集资在育婴堂内建立九友堂作为集会场所。正如汪曰桢的《九友堂记》所言：“抑昔浔之人尝祀乡先辈于妙境庵，遭乱以来，此典阙而未举。斯堂也成，曷即于斯荐苹藻乎？佥曰可。则请将来以所筑归之公，明我九人无私，可乎？佥曰可。”借助九友堂的建立，新兴商人群体已经取代了战前的读书人群体，成为南浔镇上文脉的继承人。

　　相比于以个体形式进行的集会，建立宗族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一般而言，建立宗族的过程包括修族谱、立族规、建祠堂、捐义庄等步骤。其中祠堂是最能够彰显家族尊荣的部分，所以各新贵家庭在光绪和宣统年间纷纷出资兴建祠堂。祠堂之外，南浔的刘家、张家、庞家和周家更捐立了义庄，用以赡养族内的孤寡并资助族内的子弟进学。周家的义庄只有五百余亩，刘、张、庞三家的义庄都超过千亩，并分别得到了题为“承先睦族”、“乐善好施”、“将信修睦”的御赐匾额。刘家更在其家庙前树立了两座牌坊，一为“乐善好施”坊，一为“钦旌节孝”坊，这两座高耸的牌坊连同宏伟的家庙堪称当时的摩天楼建筑群。

　　对于商人家族而言，这些极具标识性的礼仪建筑彰显了其与正统的纽带，也巩固了其在当地的权力根基。相较于在乱世中与太平军政权在商业上的“共谋”，现在向中兴的清朝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投靠”显然是长治久安之策。到了这一步，我们在文献中便再也见不到“五虎”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四象”。而无论如何排列“四象”，刘、张、庞三家无不名列其中。

　　余论

　　“五虎”到“四象”的背后是南浔商人群体从“商”到“绅商”的转变，也是太平天国之后的南浔重整地方秩序所带来的结果。然而，地方秩序的重建直到清王朝覆灭也没有完成。作为往来的要道和财富的集聚区，南浔在战后驻扎了数十倍于原先的军队。虽说这些兵士的职责是缉捕盗匪和私盐，但在当局积贫积弱的大背景下，军队的秩序和战斗力很难维持。同时，开放烟禁造成鸦片扩散，执法力量薄弱使得湖匪横行，盐枭得势。这些都说明清末的中兴其实是外强中干的苟延残喘。

　　无怪乎南浔当地的“四象八牛”们要在1887年设立洗心迁善局，用以惩戒当地绅富家庭中沉湎于鸦片和赌博的子弟，并拘捕盗贼和斗殴者。这群地方领导者更是在1895年组建团防局，出资雇佣兵勇以保一方之安宁。太平天国到来前的1860年前后，当地富户们也只不过是雇佣枪船，而并非组建团防，可以看出清末的社会中弥漫着多么强烈的不安和骚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祠堂在当地的出现绝非单纯为了炫耀，更具有震慑人心的作用。其雄浑的外观更给人以一种安定感，这或许是“四象”这个词所传达的另一层内涵，也是南浔在辛亥革命到来时能够和平完成权力过渡的原因所在。至于这种正统的威慑力能够持续多少时间，则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