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区域文化研究系、上海《学术月刊》杂志社合办，会议邀请了来自海内外文史学界不同领域的十余位学者共同参与讨论。在此之前，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中心就与东京大学共同举办过两次学术研讨会，一次讨论的是“中华民族”，一次讨论的是“地方与国家”。会议召集人、华东师大历史系许纪霖教授说，关于中国南北文化的议题其实酝酿许久。中国的南北差异是大众都有认识的普遍话题，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话题，学术界专门的研究、讨论却似乎并不多见，此前也鲜见以此为议题的学术讨论会。此次研讨会有罗志田、科大卫、刘志伟、程美宝、唐晓峰、姚大力等各领域内的资深学者与会，使这一话题的讨论更令人期待。

　　说到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一个基本的认识是现代地理学定义之下，以800mm等降水量线（即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的南方和北方。在此意义之上延伸出中国的南北差异，常见的说法诸如“南方吃米、北方吃面”、“南方湿润、北方干燥”等等。但南北问题并不单纯是地理学问题。

　　以“南”“北”论空间，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以谁为中心？先确定中心，继而谈南北。但“中心”是变化的，因时、因地、因人、因事都有不同。会议间歇中，与会学者曾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讨论过对于南北的认知。成长于上海的许纪霖教授，最熟悉自然是江浙一带的南与北——苏南和苏北。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志伟教授说，对广州人来说，韶关以北，都是北方。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唐晓峰教授则与大家分享了另一个关于南北的认知经历，“我曾经去过昆明，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我谎称是湖南人，对方听了就说，哦，你是北方人呀！”唐教授说，这个说法当时就震撼到他了，原来湖南还是北方呢！

　　谈笑中，已可见南北问题之复杂。中国这么大，地区间存在自然、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而谈论历史中的南北文化还有一层时间维度，那么，南北问题该如何谈起？我们在讨论南北问题到时候，想讨论的究竟是什么？许纪霖教授在会前指出，这次研讨会是头脑风暴式的，希望有文学、历史、地理等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视野的与会学者能够在碰撞中激发新的思考和讨论。

　　说“南”道“北”

　　南北问题实在广博，事实上，在这次研讨会上差不多半数学者提交的报告并非是站在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谈论南北，而是一些具体问题的展开，诸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牟发松教授报告的是《隋炀帝的南方文化情结——兼与唐太宗作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教授谈的是“元人意识中的南部中国文化优势”，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程美宝的题目则是《南徼北腔——“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及其余绪》，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瞿骏副教授谈的则是1920年代读书人的南北之争，等等。而另外一些相对宏观的讨论题目则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教授的《作为文化、政治和学术的“南北”》，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的《从商业制度史看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的《古代华北：环境与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的《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视野中的南北文化》，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的《认识中国“南方”的一个视角》等。这两部分的报告倒也没有割裂分离之感，宏观题目的报告引发的话题与思考，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有体现或延伸。

　　如何定义南北，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是宏观讨论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上首先发言的罗志田教授指出了南北在空间上的相对性以及谈论南北差异时的“生活样法”，也就是前文所述几位教授在谈笑中所说的南北认知问题。“具体到不同地方的人，其心目中的南北就颇不相同，但又不是所谓‘虚构’的，不仅存在于认知中，也表现在具体的生活样法上。”而从历史的维度来说，南北问题“有一个从‘中国’之外到中国之内的演变，而这一点陈序经已经注意到了。”罗教授说，“大约在先秦举四方以定中央的时候，南北更多是非我的他人；到春秋战国时已多在内（孔子就有南人之说，应已在近于国的天下之中，但仍有异类之意；孟子所分更细，如说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同样楚产的陈良因北学于中国就不是南蛮，也还多少带点非我的意味）；秦汉大一统之后，人们说到南北，就基本不出今日所谓中国范围了。”

　　至于在政治、文化、学术上的空间分异，论及南北，又是一个复杂问题。罗教授说，“至宋代科举考试南北分取，以学问为表征的南北差异基本固定化。而财赋以东南为重，也越来越明显。明朝的南北两京之设，大概可说是由朝廷带动的南北区隔。而一个源远流长的后果，则是清代江苏的宁苏分治。其初意并非迁就文化的差异，实际却适应了生活样法的不同，这样一种政治与文化无意中的互动，强化的划分南北的认知。同时两淮盐运使长期设在扬州，是另一实际的权势机构，而盐商的聚集对学问和文艺发展的影响也相当大。晚清的南北之分，有官方无意中的推促（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应有直接的作用），却因东西因素而起。也因此，从晚清开始，南北与新旧就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后来有些学者如陈序经，说南北其实意在东西，其中又涵括新旧。如陈先生的《南北文化观》一书，言东西的内容便远超过南北）。从东南互保开始，南北间暗存一种中央和地方的模式，因此而使中央不能‘大公无私’。入民国后中央和地方的色彩更明显，而不肯‘大公无私’则成双向的。由于彼此的不信任，南方的‘私心’有时甚或重于北方。不过因为史学界一向亲国民党，所以往往表现为得到世界承认的北政府反有些‘伪’的意味，而南政府则被说得更带正当性。故民国的南北，至少有文化的、政治的和学术的三大板块，始终存在紧张，后二者的变化还很常见。”

　　罗教授发言中提到的历史上“中国”与“南北”、“南北”与“东西”，以及“中央”与“地方”这几对关系在后面其他学者的发言与讨论中也不断被提及。

　　唐晓峰教授在讨论环节也谈到了中国历史上地区分异的演变。他指出最早出现的是“中国”与“四夷”，随着“中国”地域的扩大，地区文化分异更多体现为东部与西部、北部的差异，“东西”之别的地理界限即函谷关。而历史上，函谷关的地理位置也在变化。永嘉南渡之后至于唐宋，中国文化格局的地区分异从“东西”转而成“南北”。许纪霖教授则进一步说，历史上的南北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胡汉之间的对峙，如中世的南朝与北朝、近世的两宋与辽金，另一种是中原汉文化内部的南北分野。历史进程中二者相互渗透。魏晋南北朝后，南北问题的凸显，而东西问题也并未消失。许教授认为东西问题体现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在魏晋南北朝之后，东西问题是镶嵌在南北关系之中的。在北方文化中，既有汉化的胡文化，也有胡化的汉文化。胡汉文化在经过魏晋南北朝、两宋辽金和元清三次融合，在北方中原文化中已经难分彼此了。

　　牟发松教授在研讨会中的发言关注的是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其中就涉及中国历史上的东西相抗到南北对立的转变，他思考的问题是南北对立如何成为可能？隋唐的再度统一又如何成为可能？牟教授认为，随着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进步，以及相应的地方社会势力的发育成长，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成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经三国鼎立，最后形成了南北对立的局面，这是南北分立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对南方经济开发起到重要作用的北人南迁，它的作用不仅仅体现于经济的发展，对于南方文化的形成更具重要意义，晋室南渡后，中国传统文化来到南方并与江南文化融合形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至于隋唐时代南北之所以能再度统一，牟教授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南方，在于汉魏传统文化在东晋南朝的保存、发展和对北方的反馈。

　　北部草原与南部海洋

　　在这次研讨会上特别引起学者讨论的有两个问题，即草原文明问题与海洋文明问题。这是由南北延伸而来的一组讨论——草原文明-中原文明-海洋文明。

　　唐晓峰教授在这次的研讨会上重提了自己以前的一个研究《先秦时代山陕北部的戎狄与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唐教授说，长期以来，由于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长期对峙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加之北方长城的修筑，让人很容易的将北方看作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二元结构。事实上，这种二元结构是在南北两大帝国（注：汉与匈奴）形成以后，尤其是戎狄消亡之后才出现的。在戎狄活跃的时代，即商周时代的大约1000来年里，中国北方的人文地理结构实际上是三元的，即中原的发达农业区、山陕北部等地的戎狄活跃区以及北方草原地带。而戎狄是半农半牧的，这是自然环境和人类历史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北方的戎狄一部分转化为游牧人，被更北方的匈奴游牧族群所吞并，一部分则被南方的农耕文明所同化，由此而成为二元结构。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施展，在其报告《中国的多元复合结构》中也提到了中国历史中的草原-中原关系，中原-海洋关系。施展说：“在古代世界，中国是东亚大陆的主导者，其中的草原-中原关系，是秩序的生成线，帝国的秩序与文明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关系；中原-海洋关系，则是秩序的传播线，从南朝开始到遣唐使再到明末遗民朱舜水，大陆帝国的文明源源不断扩及整个东亚，并刺激着东亚其他国家之主体意识的浮现。在近现代，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参与者，海洋-中原关系是秩序的生成线，现代经济、技术与法权-价值观念从海上到来，改造了大陆帝国；中原-草原关系则是秩序的传播线，因大航海而致贸易路线转移，内亚世界从文明陷入混乱，终将依靠被海洋世界重构的大陆帝国来安顿其秩序。秩序的生成与传播，在古代与近现代的方向刚好是相反的，技术的变迁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变量。草原与海洋，都天然以当时技术条件下的全世界作为其活动空间；中原则通过对这两条线的分别参与及互构，而突破定居的固化视野，获得其世界性。”施展认为，近年一些历史著作之所以很有阅读市场，是因为在如今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存在认识焦虑，需要反思历史，从过去中汲取理解当下世界秩序的动力。近年颇受关注和讨论的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问题在这次的会议上同样引发了学者很多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对于随着“一带一路”而为人瞩目的海洋问题也是如此。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刘志伟教授谈的是广州，可谓是南方之南方。作为岭南地区之代表，这里一度是中原王朝边缘、“化外之地”。但刘教授也曾在谈笑中说过，对广州来说，韶关以北就是北方，那么，如果以地方的视角来看，以广州为中心看出去，则是另一种视野。刘教授说，从考古学和遗传学上看，广州与东南亚地区更接近，广州是环南中国海这一区域的中心。但这一区域与谈论北方草原、边疆问题的情形又有不同，谈论到北方草原文明、游牧文明，其与中原文化总存在一种张力。而在环南中国海这一区域，就文明而言，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更为亲近，有一种文化向心力的存在。比如，刘教授举例的广州东部的南海神庙，“这个‘海’是‘四海’之‘海’，南海神庙是王朝国家统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是王朝国家的统治权利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在这一区域内来来往往的人、物，他们是在一个共同的空间中流动。我们今天所谓的东南亚“华侨”，在过去大概是没有“出国”的概念。在此情形之下，又如何谈论他们的“内”与“外”？ 以刘教授所谈论的广州为例，关于历史上的中国东南沿海，这次研讨会上学者对于其是否存在海洋文明这一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比如，环南中国海区域的物质文化交流，比如，郑和下西洋与郑氏家族的海洋势力，这些是否能够证明中国历史上存在海洋文明呢？我们又如何认识在中国东南地区历史文化中的中原性和海洋性？

　　对此姚大力教授在讨论环节谈了他的感想。姚教授认为，刘志伟教授谈论的闽广人，这一人群在归属上存在二元化，即从政治语言管道渗透的文化来说，他们的归属感是向北面的，也就是归属感在中国，而从罗志田教授所言的“生活样法”，从他们的生活的方式，经济的方式来看，他们的归属感是向南的。而对于以中国南方向外展开海洋世界来说，其中既包括南中国海地区，又包括印度洋地区，至于其中的文化因素则更加复杂，有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印度文化的因素，也有伊斯兰世界物质文化的流动，而在此我们统称之为“海洋文明”，似乎将其复杂性简单化了。谈论“海洋文明”，我们还需要更多更深入更细致的思考。

　　旁听了一天半的研讨会之后，再回想许纪霖教授召集此次会议之初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南北问题没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与参会之前相比，个人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想法。原本，理所当然的一个简单回答是，中国的南北差异太大，哪怕以一个地方来看，都恐怕不止有二元的地区分异，更遑论“中国历史上的南北”。而更关键的是，南北问题与众多学术界关切的问题相关，比如国家和地方，比如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南北问题看似没有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但事实上，它一直在被讨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