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是南宋时期重要的商品，盐利则是南宋政府十分重要的收入。南宋政府取得这项收入，来自对于此一商品的专卖，此即当时所称的“盐榷”，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制。在完全掌控产销过程的情况下，政府以高出成本甚多的价格出售食盐，取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为所倚仗的财源。所以能够如此，在于食盐产地有限，有限的产地却又能产出丰富的产品，而食盐是民生必需品，消费人口众多，政府因而谋求用独占的方式，获取利源。至于消费者，他们在盐榷制度之下，必须买贵盐食用，或是遭受抑配，甚至在配销的情况下缴钱而无盐可领。可是他们也有另外一项选择，那就是购买私盐来食用，在沿海产盐的地区，连地方官的家属都有人会购买私盐。私盐的盛行，妨碍了官盐的销路，也成为影响政府盐榷收入最大的一个因素。

　　私盐的盛行

　　私盐的生产与运销活动，所以能够突破政府的管制，主要借着官盐与私盐两者在价格与品质上的差距，在制度之外分取政府包揽的盐利。官盐价高而品质差，私盐不仅价格便宜，品质也比较好，因此能够吸引消费者购买。此外，沿海、乡村、销盐区交界地带和邻近国境的地区，由于地理因素，也比较容易有私盐的活动。私盐既有市场，利之所在，于是吸引更多的生产者从事生产，更多的商人从事运销。政府的管制能力有其限度，不仅在政府管制之外的盐户以生产私盐来谋生，即使在政府管制之下的盐户，也有能力生产出比缴给政府更多的盐货，销售给私盐商人。而且从北宋中叶到南宋中叶这段期间，无论井盐或海盐的生产技术都有了进步，盐户在官府收购盐额之外生产私盐的能力也随之增加，配合着市场的需要，使得私盐的产量甚大。

　　在私盐的运销方面，不仅运销官盐的商人会挟带私盐销售，军队与官吏也有人从事私盐的收购与运销；更有一些专门以贩售私盐的商人，甚至成群结伙，公然活动，在各地有牙人为他们经手收贮，中介转售。这些结成群体的私商，所运销者有时不仅是盐货，还包括茶、酒及其他商品，并且携带武器，抗拒追捕，伤害民众。当政府的控制能力较弱而又缉捕较紧时，往往就激为变乱，影响到社会的安宁。南宋初年建炎、绍兴间福建的范汝为之乱，南宋中期广州外海的大奚山岛民之乱，南宋晚期起于汀州而扩大及于福建、江西多处州郡的绍定（1228—1233）汀寇之乱，与绍定汀寇之乱约略同时而惊扰江西、广东、福建三路的赣寇陈三枪之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这些变乱都仍远离南宋政治的核心，宝祐二年（1254）发生在安吉州太湖沿岸的荻浦盐寇之乱，则已离行都临安不远，随后两浙又已有几处因运贩私盐而引起的骚乱，情势令人担忧。私盐的盛行侵削了官盐的市场，特别是在官鬻的情况下，导致官盐因销售不出而强行抑配给民户，而配销食盐过甚，也是引致动乱的原因之一。汀州是福建上四州中配盐弊端最严重的地方，绍定汀寇之乱的发生，部分就种因于此。

　　私盐所以盛行，也与政府盐务组织的弊端有关。盐榷为利之所在，盐务人员也就容易禁不起引诱，而产生各种弊端。以盐本钱的克扣为例，即使在南宋中期政治清明的时代，这种弊端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而且克扣盐本钱的，牵涉到由下至上的整个盐务机构，不仅是基层盐仓、盐场的官吏，和盐场中负责分发盐本钱而由亭户担任的总辖甲头。提举司和州郡的主管胥吏会有意刁难，不依时支发。主管盐务的转运司、提举司官员也难免有挪用的情形，他们或是饱入私囊，或是用于应酬、享乐，或是为了博取善于理财的名声而将盐本钱当作羡余献给朝廷；也有时并非徇私，而是借给州郡以纾缓其财政困难；又有时是应朝廷的要求，运盐本钱到京师，而海南四郡的盐本钱甚至长期用于上供。克扣盐本钱之外，亭户在缴纳盐货时又常遭多称，这有时是官吏有贪污的意图，也有时是为了以较多的盐货吸引商人来请盐。官盐在运输、储存或配销时，则运盐的船稍、脚子、船户，或是看守仓库、配销食盐的吏人，常会或明或暗的偷盗。他们在盗取之后，掺入灰泥等杂物，降低了官盐的品质，有时甚至是出自监官和他们的勾结。负责缉捕私盐的人员，常和生产私盐的亭户、运销私盐的商人，分取利益，甚至互相勾结，扮演起中介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人多势众、持有武器的私商，他们不敢捕捉，只是以一些谋铢两之利的零星私贩来充数。

　　南宋晚期，积弊愈深，整个盐务组织，由上而下已经腐化。以淮浙盐的生产来说，从朝廷主政的宰相，到地方主管盐务的官员，大多视亭户为利源，不择手段地求盐课增羡而不体恤他们的生产能力。盐场监官的素质，到南宋晚期品质大幅下降，少有正途出身之人，多是游谒干求之辈，这些人作风大胆，贪渎风气因而转盛。基层盐务机构的增设，造成官吏的冗多，也使得亭户受到更多的骚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亭户所陷困境愈深，也更加仰赖煎卖私盐来维持生活。淮浙盐商在南宋晚期原本就面对着许多销盐障碍，而创设于嘉熙四年（1240）的提领江淮茶盐所，到宝祐（1253—1258）年间已是弊端丛生，情况几如盐场。提领茶盐官以属下各局职位应付人情，其中多有并非正途出身的士人，他们在任内贪污索贿，无所不为；官员如此，吏卒更不可问，称量时有各种手法暗号；子局则星罗棋布，官吏众多，商人处处遭受骚扰；而又创立各种层出不穷的名目，在法令之外苛取商旅。这些情形，导致盐商成本增加，行程阻滞，也会减少他们运销官盐的意愿，转而贩售私盐。

　　政府的防治

　　私盐盛行减少了盐榷的收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也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政府有必要加以防治。生产者、运销者与盐务人员，都是防治的对象。政府立有严密的法令、制度，规范盐户的生产、盐商的运销、盐铺的贩售，避免他们在生产、运贩官盐的同时，也生产、运贩私盐。对于私贩食盐，则订有严格的惩罚规定，官员、公吏、役人、军人及他们的家人，如果违反，处罚要比一般人来得重。整体来说，南宋对触犯私盐的处罚是严厉的，这与盐榷是政府财政收入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关。北宋时的私盐刑律已重过对盗贼的处罚，南宋初年因应时势的需要，对私盐犯人的处罚又更严，后来略为放宽，却依旧显得严厉。

　　南宋政府除了对相关法禁屡次申严之外，也加强缉私的工作。为了督促查缉人员用心防禁私盐，对于地方上负查缉之责的知州、通判、知县、县丞，实际执行查缉工作的巡检、县尉，以及巡检所统率的土兵，县尉所统率的弓手，还有其他一些负有查缉任务的官员，都立有奖惩的规定，按照查获或透漏的数量订有赏格与罚格；盐场的催煎官和买纳官，如不觉察盐户私煎盗卖，也会遭到处罚。政府有时又会增设缉私单位，以加强缉捕的成效。这些单位有些是普遍性的增设，有些只是为了因应某一特殊地点的问题。以政府的力量来查缉私盐仍感不足，于是有些地方官试图运用民间力量来协助。这种情形，在走私活动常演为劫盗行为的岭南、江西、福建尤其常见。地方官或是运用民间原有的民团，或是尝试编组民众为保伍隅甲，以民间领袖来领导，一方面用来协助政府捍防捕盗，另一方面则借以详细调查与严密管控住户，以防止不法的外地人进入。

　　无论申严法禁或加强缉捕，都呈现出政府以严禁方式处理私盐问题的一面。但是严禁并非政府唯一的态度，政府或一些个别的官员，寻求比较能够长期减轻问题的途径，有时也会考虑或采取其他方式，和严禁互相配合，甚或取代严禁，以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调整食盐的产额、运输来源与售价，以期消解民众生产、运销、购买私盐的意愿，是这些方式中的一部分。政府及一些官员也致力于安恤亭户，减轻克扣盐本钱的弊病，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而不至于为了生活而煎煮私盐。还有一些官员，认为严行法禁对于防禁私盐，增加财政收入，未必有利，因为事实上有许多贫民仰赖私盐为生，而过严的取缔反而可能造成对民众的骚扰，激起动乱，他们主张对于法禁应以宽弛的态度来执行。

　　实际上，南宋福建的地方政府执行盐禁已有某种程度的宽弛，不仅在沿海州郡，内陆各州对于成群结伙的私盐商贩，在南宋初期、中期，有时也只是让他们量纳税钱，自由转贩；还有些个别的官员，在其他的地区以比较宽大的态度来处理私盐问题。然而严禁以外的各种方式，并不都像严禁那样是全面而长期性的政策，比较具有全面性而实施的时间又稍长的，只有慎重处理盐本钱的问题以安恤亭户生活。但是政府注意到这件事情而有所措施，主要是在南宋中期财政较为宽裕的时期。而仅行于四川一路的调整四川盐井产额，同样也是这一个时期的事。财政的窘困与否，显然影响到政府处理私盐的态度。

　　南宋晚期，政府财政比起南宋初年更为困难，对盐榷利入的需求更加急迫，而政府防治私盐的条件和南宋中期相比，却趋于恶化，亭户、盐商与民众均深受其害。政府面对此起彼落因私盐而起的变乱，追求盐利和宽弛盐禁两者应如何取舍，成为难题，政策在紧缩与宽弛之间摆荡，而财政压力终究使政策趋向紧缩的一方。黄震以其亲身处理浙西基层盐务的经验，对于何以亭户非煎卖私盐则无以为生甚至缴不出官盐的道理，有深切的了解。在这盐利日减而朝廷又急于盐利的时刻，他仍然对新上任的提举官提出外示大防、内存宽恕的建议。外示大防是因为盐利是国计所关，内存宽恕则由于亭户生活的事实所在。然而时势的演变，已非他的意见所能影响。十余年后的德祐元年（1275），仕宦经历愈益丰富的黄震，在浙东亭户因饥困而发生暴乱之后，出任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仍然不改初衷，力图安抚亭民，改革盐务，却已无补于事，南宋的历史正在落幕。

　　（本文节选自梁庚尧著《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导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