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这是唐肃宗继位后的第二年，也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一年多前，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负责镇守大唐北境的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兴兵作乱、南下犯阙。一时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洛阳、长安相继被叛军攻陷。玄宗仓皇幸蜀，开元盛世戛然而止，大唐江山风雨飘摇、生灵涂炭。

　　关键时刻，太子李亨继位于灵武，控扼西北、遥制东南，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相继率军来投，这才“军声遂振，兴复之势，民有望焉”。（《旧唐书·郭子仪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廷与安史叛军的实力对比也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

　　一方面，安禄山自攻陷洛阳、长安后，就忙着在洛阳登基称帝，建立燕朝。同时将在两京掠夺的财物悉数运往老巢范阳，贪图享乐、未作远图。面对弃都西奔、仓皇幸蜀的唐玄宗，以及继位灵武、整兵备马的太子李亨，安禄山既没有进驻长安、全力追击，也没有扩大地盘、争取民心，反而骄恣暴虐、残暴生灵，惹得天怒人怨、万姓离心。

　　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奋战，唐军与叛军在各战略方向上形成僵持：在北线，唐军大将李光弼牢牢掌握重镇太原，粉碎了叛军经太原进犯河西、包抄关中的企图；在南线，唐朝河南节度副使张巡以数千之众镇守江淮门户睢阳长达十个月，消灭了叛军大量有生力量，为唐王朝调兵遣将、平定叛乱争取了宝贵时间，还保证了江淮门户安全，将江南粮饷财赋源源不断运往关中，为平叛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中线，自安西、河西、朔方诸镇抽调的精兵业已完成集结，淮南的财赋也聚集于灵武，唐军与占领长安的当面之敌形成对峙。在至德二年到来之际，进行战略反攻的时机已日渐成熟。

　　抉择：东向vs北指

　　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摆在了唐肃宗李亨面前：如何确定反攻方向？是北取范阳，还是南攻长安？唐肃宗踌躇不决。一旁，肃宗最重要的谋臣李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他知道唐肃宗好谋无断、急功近利的老毛病又犯了。

　　早在上一年底，唐肃宗就以此问题征询过李泌的意见。“陛下无欲速。”李泌毫不客气地点出了唐肃宗的毛病，并给出了解决叛军的“一揽子”方案：“使子仪（郭子仪）毋取华，……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抚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新唐书·李泌传》）

　　李泌敏锐看到了叛军的劣势所在：兵力分散，战线过长，易于各个击破。因此不急于收复长安、洛阳，而把首要目标定为削弱叛军机动力量，让他们在长达数千里的漫长战线上疲于奔命、首尾难顾，然后先以朔方、太原唐军精锐攻取叛军老巢范阳，据其根本；再乘势以主力自关中收复长安、洛阳，获取全胜。

　　从军事战略上讲，此计划虽然不能尽快收复两京，毕其功于一役，但有利于消灭叛军有生力量，压缩叛军生存空间，起到釜底抽薪之效。此计划当时得到了肃宗的首肯，然而进入至德二年，即本文开头的75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年一月，叛军首领安禄山死了。史载，大燕皇帝安禄山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鞭挞侍从，甚至元老重臣也不能幸免。安禄山之子、太子安庆绪担心父皇会舍己而另立幼子安庆恩，就勾结安禄山身边大臣严庄、侍者李猪儿，将安禄山杀死，篡位称帝。叛军本就以安禄山、史思明为核心，安氏即亡，乍登皇位、缺乏威信的安庆绪自然难以服众，叛军凝聚力被大大削弱。

　　唐肃宗兴奋地认为，这是克复两京、平定叛军的最佳时机。因此，李泌千里迂回、北据范阳、两路并进的方案被搁置；集中主力从正面进攻，克期收复长安、洛阳的计划又一次被提上日程。

　　面对变卦的唐肃宗，李泌坚持前见，力主稳扎稳打，以歼灭叛军有生力量，夺取叛军老巢为上策。但唐肃宗已经等不及要收复两京了。“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在他看来，平定叛乱、重整山河已经被高度简化为收复长安、洛阳，似乎只要将唐王朝的旗帜再次插上东西两京的城头，平叛大业就算完成了。

　　千载之后，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苛责唐肃宗的急功近利。夙夜以收复两京为意的唐肃宗也有他的无奈。彼时的唐朝，已是内忧外患、号令难行。安史之乱前，边将难治、尾大不掉的现象就已显露；叛乱期间，唐王朝对各地军队的调度，也不能如臂使指、指挥自如。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于叛军敌后，求援于唐太原尹王承业，王承业却见死不救，坐视颜杲卿苦战六日不支，城破被杀；唐河南节度副使张巡困守睢阳十个月，弹尽粮绝，向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援，贺兰进明同样见死不救，直接导致睢阳的最终陷落和张巡等将领被杀。叛乱如不能克期平定，必然对其他节度使和地方官员带来严重的示范效应，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更为严重的是，唐玄宗在西奔入蜀途中，有感于李唐宗室的孱弱，任命诸子分别兼领天下节度使：吴王李祗、虢王李巨，皆授以专征之命；永王李璘则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坐镇江陵。在这种情况下，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历史很可能重演。特别是这个永王李璘，眼见中原板荡、唐廷衰微，便欲效仿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割据江左、“另立中央”，虽然图谋未成、最终兵败，但其示范效应不可小觑。

　　面对一片焦灼的内外形势，唐肃宗也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性实施李泌的迂回战略，他必须集中主力，尽快收复象征天下根本的东西两京，以宣示李唐王朝和自身皇位的合法性，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统一。

　　定计：艰难的平叛之路

　　主意已定，唐肃宗即令广平王李俶、大将郭子仪为天下兵马正副元帅，率唐军主力经凤翔向长安进攻，但在叛军安守忠、李归仁部打击下受挫。唐廷无奈，请求回纥派兵支援，在得到唐王朝“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资治通鉴·唐纪》）的承诺后，回纥叶护太子率四千精骑前来助战。李俶、郭子仪遂统朔方及回纥、西域军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再次反攻长安。在回纥骑兵的有力支援下，唐军终于一鼓作气收复长安、洛阳，安庆绪带领残兵迅速败逃河北，唐朝取得了平叛战争的阶段性胜利。

　　这年十月，安庆绪退至河北邺城。不久，蔡希徳、田承嗣等叛将也纷纷来归，河北叛军声势复振。然而对唐朝有利的是，安庆绪与安史叛军另一股重要力量史思明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史思明在部将乌承恩、耿仁智的劝说下，以所部十三郡、士卒八万降唐。唐肃宗大喜，当即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由是河北大部为唐军所有。

　　但唐肃宗刻薄猜忌、朝令夕改的毛病又一次发作了。在大将李光弼的劝说下，他坚信史思明兵强马壮、必将再叛，决定阴谋除掉史思明。结果事情败露，史思明一怒之下，杀掉了当初劝自己降唐的乌承恩、耿仁智，再举叛旗。加之唐肃宗担心平叛将领功高震主、难以驾驭，命不通军事的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对李光弼多方掣肘，导致史思明击败了六十万唐军，顺势杀掉了安庆绪并兼有其众，又一次攻占洛阳。

　　史思明以其子史朝义为前锋，进抵潼关，关中危急，幸运之神却再次站在了唐王朝一边。恰在这时，史朝义被陕州唐军卫伯玉部击败。他担心被性格残暴、猜忌好杀的父亲史思明所杀，遂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史思明自立为帝。安史叛军再次严重内讧、四分五裂，无力再组织对关中的进攻。

　　宝应元年（762年），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相继离世，代宗李俶即位。十月，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代宗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各路大军再次会攻洛阳。在回纥骑兵的配合下，唐军再次占领洛阳及周边地区。史朝义逃奔河北，唐军乘胜追击，最终，史朝义部将薛嵩、张忠志向唐军投降。苦于战争久拖不决的唐代宗准予安史降将自领其地、加官晋爵，加速了安史叛军的瓦解。最终，史朝义被部将李怀仙所杀，历经八年反复拉锯、荼毒河北河南关中大地、横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不知此时，唐肃宗李亨在天有灵，会不会后悔拒绝李泌直取范阳、两路并进的平叛方略。唐王朝耗尽心血，终于收复了东西两京、剪除了安史首恶、取得了叛军诸将名义上的归顺，但也付出了人口锐减、国力耗损、夷狄内犯、威望骤降的沉重代价。从长安到洛阳，大唐曾经最繁华的膏腴之地已是赤地千里、万户萧疏。此外，唐王朝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不得不迁就安史降将，让他们自率其兵、自领其政、自统其民，为国家的分裂动荡埋下了隐患。薛嵩被任命为卫相节度使；张忠志赐名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等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他们各自招降纳叛、拥兵数万，俨然已是国中之国。从此朝廷政令不通河北，骄兵悍将不可复制，直到唐亡。

　　这还不算完。进入唐末五代，黄巢起义军余部、河北诸藩、沙陀、契丹等民族上演了一轮又一轮更加惨烈的战争话剧。久不沾王化、不通声教、不隶中央的河北成为一个又一个短命王朝的战利品。其中，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报答契丹拥立之功，竟然甘当“儿皇帝”，把以河北为主体，西起晋北，东到大海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此后直到元朝灭亡，朱元璋北伐，安史之乱结束六百多年后，河北才再次成为中原王朝不容置疑的领土。

　　一失足成千古恨，方知此言不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