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所建立的连接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陆上贸易线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贸易线。虽然蒙古帝国的崩溃和黑死病的肆虐是席卷亚欧大陆的14世纪中期危机的组成部分，对许多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印度洋上的贸易并没有很明显的减慢。的确，印度洋曾经是并且仍将是全球贸易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纽带，不仅如此，它还是巨额财富之源，对每一位派遣自己的商人、货物及船队到印度洋上的主要贸易城市进行交易的人来说，印度洋是获取奢侈品、香料及手工制品的通道。中国人向来重视印度洋并想方设法把他们的船队派往那里，看来这是没有错的。

　　事实上，中国人的巡游仅仅是漫长的印度洋历史中的一个情节。印度洋的历史大约开始于650年，与伊斯兰世界的扩张和中国唐王朝的建立几乎同时，在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年左右随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而结束。在这1100年中，印度洋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贸易枢纽，是商业利润的最重要的创造地。根据本书的思路，可将这段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从650年到1000年，阿拉伯商人和水手们从伊斯兰的近东长途跋涉来到东南亚和中国，带来了货物，也带来了各种思想，然后返回家乡。阿拉伯商人把他们的语言和伊斯兰教传遍这一地区，从非洲东部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为在那里旅行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例如在9世纪中，超过10万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犹太人定居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并在那里修建了穆斯林清真寺，成为指引商船进入广州港的灯塔。第二阶段从1000年前后开始持续到1500年，在此期间中国商人感受到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因此不管是否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都航海进入印度洋与阿拉伯人展开竞争。

　　中国人进入印度洋把印度洋的贸易分成了三个相互部分重叠的贸易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季风的模式（也就是航行的机会）。阿拉伯商人在整个地区仍很重要，但他们已不再是往返于印度洋水域的唯一人群了：在从东非到红海、波斯湾及印度西海岸的西部贸易圈，虽然印度商人也参与其中，但阿拉伯商人是最活跃的；从锡兰到孟加拉湾再到东南亚的中部贸易圈是印度商人控制的，虽然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在那儿也很活跃；中国人控制的是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和马六甲海峡的南中国海贸易圈。

　　在这三个贸易圈内部和之间，形成了一些专门从事贸易的大型贸易城市。在西部贸易圈，亚丁、霍尔木兹、坎贝、卡里库特、摩加迪沙和基卢瓦（后两个在非洲的东海岸）等港口城市是最重要的。连接东部和中部贸易圈的是马六甲，它是兴建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内的贸易港口城市，由于季风在那里转换，因此成为等待下一段航行的商人们中途停留的便利去处。对于15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或一个世纪后的葡萄牙人来说，马六甲仍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再没有别的理由能说明这座城市兴起的原因。

　　在这两个阶段（从650年到1500年），印度洋的贸易似乎一直是自我调节的。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支配或试图支配连接着这三个地区的贸易；即使在中国人郑和航海期间也是这样，因为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继续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中国人没给他们制造任何麻烦，也没有为了中国商人的利益而把他们排除在外。这种贸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所有贸易都不是凭借武力进行的。非洲传统的独桅三角帆船、中国的平底帆船、印度和阿拉伯的商船，都是在没有本国军舰的护航下航行的。任何一个贸易大港——亚丁、霍尔木兹、卡里库特、布里、亚齐或马六甲——都是不封闭或不设防的。可以设想，在这种地域广阔的贸易中武力保护商船或强迫交易似乎是不需要的。

　　在从1500年到1750年的第三阶段中，一切全都改变了。首先是葡萄牙人，接下来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把“武装贸易”引入印度洋，迫使那里的传统商人要么武装保卫自己，要么给入侵者支付保护费（这个话题将在本章接下来的内容中更详细地介绍）。欧洲人确实是在努力强行介入广阔的、有利可图的印度洋贸易，靠武力控制航道和港口城市，如有可能就垄断某些受欧洲人青睐的商品的贸易。然而，欧洲人尽管为印度洋贸易引入了新的元素，但一时还无法完全控制巨大的印度洋贸易，直到19世纪后期蒸汽船的出现才使他们完全限制住了阿拉伯、印度及中国船只所从事的贸易。

　　四个重要的文明和经济实力中心为印度洋贸易提供了原动力：伊斯兰教的中近东，印度教的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或香料群岛。中国人把制造品——其中特别是丝绸、瓷器、铁器、铜器——运到马六甲，换取香料、异域食品、珍珠、棉织品及白银带回中国。印度人带来棉织品换回香料。印度出口棉纺织品和其他制造品到中东和非洲东部，其中有一些纺织品还远达非洲西部。从非洲和阿拉伯人那里，印度人得到棕榈油、可可、花生和贵金属。通常，农产品和其他未加工的或原生的海洋、森林或矿产品（包括金、银）流到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地区出口的是制造品，尤其是纺织品（印度的棉布和中国的丝绸）。

　　这种巨大的全球贸易的引擎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在15世纪：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它拥有可能超过1亿的人口、生产能力极强的农业部门、庞大而复杂的贸易网络、在生产手段和产品质量的几乎每一方面都超过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手工业。例如，15世纪初一位欧洲外交官在访问了中亚著名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撒马尔罕后，把他在那里所见到的中国商品描述为“所有[进口到该城市的]物品中最奢华和最珍贵的……因为[中国]的工匠被誉为技艺超群，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工匠手艺高超得多”。

　　作为一个农业帝国，中国能够生产自己所需的大部分东西，虽然它的确不得不通过贸易换取马匹、一些原材料、珠宝以及白银。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统治者们认为对外贸易是有用的，因为它能给国家带来财富的增加，或者满足消费者对黑胡椒（已变成中国人厨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诸如燕窝、海参等其他异域食品的需求。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发现这些进口品大部分是有益的，但也认识到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巨大的潜在威胁，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通过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体系控制对外贸易，附带的结果是为帝国的国库获得了大量的税收。然而，从15世纪初开始，为了保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转，中国出现了对白银的新的、不断增长的需求，而仅靠本国矿井的开采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正是为了获取白银，中国才不得不从事对外贸易，起初，大部分白银是从日本获得的，但在16世纪逐渐转为从欧洲人那里获得。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探讨。

　　印度有三大纺织业中心，分别为西海岸的古吉拉特、南部的马德拉斯和东部的孟加拉。农民们用商人提供的棉花在家里纺线织布，商人们把线和布收集起来后印染，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些棉布大部分用来满足印度本土的需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出口生产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其中有一些销往中国和非洲，但也有部分远销到波兰和地中海地区。白银、黄金以及其他商品流向了印度，去购买那里的体感舒适、色彩艳丽的棉纺织品。为了满足国内外对棉纺织品的需求，印度人当时已建立了从棉花种植到织成布匹的完整的生产体系。相应地，那些参与纺织业的印度人必须依赖市场满足自己的食物需求，这进一步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商业化，提高了产量和生产率。与中国经济非常相似，印度也是高度发达的，是旧大陆许多地区所需的既精美又重要的制造品的生产地。

　　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这时的印度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且从其历史上看，其分裂或统一往往是外来征服者强加的。虽然印度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看起来像一个“地区”（place），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有了真正政治上的统一，而且还是暂时的，因为到18世纪中叶又分裂了。印度文明的中心在北方，特别是印度河流域。这是一个富饶的农业地区，但暴露在来自喀布尔走廊（Khyber Pass）的入侵者面前。首先是6世纪匈奴人的入侵，征服过后留下的是众多贫弱的、战火连绵的小邦。

　　8世纪，传播伊斯兰教信仰的阿拉伯人入侵印度北方，并在10世纪末再次入侵。12世纪末，北印度再遭入侵，这次是突厥穆斯林所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王国——德里苏丹王国，该王国存续了二百年。因此，伊斯兰教在印度西北部——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站稳了脚跟，不仅如此，在苏丹势力扩张所及之处，清真寺也建造起来。德里苏丹王国持续到1398年。那一年，跛子帖木儿入侵、蹂躏印度北部并洗劫德里。南印度从未被轻易征服过；它有自己的语言（泰米尔语）和政治史。尽管政治上分裂，但7、8世纪印度教的宗教思想在南方传播，而且政治领袖们也很快发现印度教对于他们在那里的统治是有帮助的。因此，印度不仅政治上分裂，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严重的宗教裂痕也出现了。

　　因为印度大多数邦国的统治者都支持贸易，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分裂并没有妨碍经济活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15世纪早期中国船队统帅郑和开始访问印度港口时，可交易的货物是很多的。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商人能够很容易地在一个语言区域内进行交易，这个区域包括了从东非到红海和波斯湾的广大地区，一直延伸到亚齐和马六甲，这两个地方的统治者都在13世纪皈依了伊斯兰教。

　　（本文选自《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马立博著，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