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中国历史，我们总会想到“大一统”，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理念。但如何理解“大一统”？它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如何演变？与外在于中国本土的世界历史有无关联和互动，这都是理解“大一统”重要问题。

　　2017年10月30日下午，美国阿克伦大学历史系赵刚副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一场题为“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盛清时代大一统国家想象”讲演，就清朝大一统国家建构及其与早期全球化运动的关系等问题，介绍了自己的心得。赵刚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俄亥俄州阿克伦大学历史系，从事明清史研究，著有《清朝向海洋开放：重思1684-1757年清朝海外贸易政策》（The Qing Openingtothe Ocean：Chinese Maritimepolicies1684-1757）。此书出版后得到学界注意，美国《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台湾《汉学研究》等杂志都有书评。他目前正在从事清代前期国家想象和认同的研究。

　　赵刚指出，“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还是一种国家想象。中国历代王朝编纂的各类方志，特别是地方总志，如《大明一统志》等，也是帮助同时规范读者的国家想象，强化对帝制皇权的服从和认同。历代大一统国家想象的建构都有内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所致。到了清朝前期，随着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密切，清朝国家的大一统想象不能不受到早期全球化趋势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赵刚以清朝全盛时期乾隆朝纂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中的《象纬考》、《舆地考》、《四裔考》为例，探讨了清代大一统国家想象的四个面相。该书如其《凡例》所言，力图彰显清朝“一统之盛”,其中的《象纬考》、《舆地考》、《四裔考》分别从天人关系、清代前期的中国、世界地理的叙述来展示清朝皇权的合法性和清朝疆域之盛。

　　赵刚首先以有关档案为依据，指出该书的编纂是在乾隆皇帝的督导下完成的，体现了清朝政府的国家意志和观念。然后，他以这三“考”为中心，分析了清代国家想象的四个面相：1. 全球化；2. 近代化；3. 满洲化；4. 汉化。他首先以《四裔考》为例，讨论了早期全球化对清朝大一统国家想象的影响。一般学者认为清朝前期统治者继续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坚持传统的朝贡体制。赵刚以《四裔考》的有关内容，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指出该考把当时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分为两类，一是互市之国，一是朝贡之国。互市之国，仅和清朝保持商贸来往；而朝贡之国，则向中国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贡。书中朝贡之国数目远少于互市之国。这标明清朝已经不再坚持朝贡为中外关系来往的前提。赵刚从明清外交体制演变的大脉络中考察这种观念背后隐藏的历史性转变。他指出，明朝朱元璋开国不久，就确立了朝贡关系在中外交往的中心地位，强调朝贡为贸易前提，非朝贡不得贸易。朱元璋的政策此后被尊为祖宗之制，至少在制度层面上延续至明亡。为了维护朝贡制度的主导性，明朝一方面以经济优惠条件吸引外国来华贸易，另一方面，鉴于民间贸易削弱朝贡的中心地位，下令全国范围内的海禁，全面禁止民间海上贸易。到万历年间，虽因沿海民众的反抗而有所松动，也仅限制于闽东南的一个港口——月港。赵刚老师指出，朝贡关系的中心地位在清朝才逐步废除，随着康熙于1684年全面废除海禁而终结。这最明显体现于清朝和西方国家及日本的关系上。他们都和清朝没有朝贡关系，但是，清朝或允许他们来华贸易，或准许中国商人赴日贸易。

　　赵刚把这种转变与晚明以来全球化趋势联系起来考察。他指出，晚明以来，中外交流一方面为中国商品提供了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促成了海外白银的内流，白银内流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生活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货币交换媒介，促使税收制度向白银本位转变，但同时也使白银匮乏的中国货币制度建立在外来资源的基础上。海外白银的流入一旦出现问题，不仅经济受损，就是关乎帝国秩序之基础的税收制度也受严重影响。海外贸易是当时唯一的大宗白银入口的通道，要保证白银供应不绝，唯一的途径就是发展海外贸易。康熙和此后的清朝皇帝都清楚这一点，因而对贸易的重视程度远高于朝贡关系。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不是特别强调朝贡的分量。

　　赵刚指出，清朝和日本关系尤其说明这一点。清代前期中日两国没有官方来往，德川幕府也没有向清朝朝贡。但是，日本有中国制造铜钱所需的生铜。而且，在雍正年间云南铜矿大规模的开采之前，日本是清朝主要的铜料来源。即使在云南铜矿大量开发之后的雍正乾隆时代，日本铜对清朝的铜政仍然有重要贡献。鉴于日本铜的重要性，康熙、雍正、乾隆都回避了朝贡问题，鼓励中国民间商人赴日贸易，以中国产品换取日本生铜。

　　赵刚又以中俄关系为例。 他指出雍正年间，清朝与准噶尔战事再起，为防止俄国介入，清朝曾以祝贺俄皇登基的名义，派遣使团前往俄国以图改善关系，在朝见俄皇时行朝见礼。乾隆时期对准噶尔战争前，清廷也有类似的外交举措。在传统朝贡框架中，外国君主即位，中国君主不会遣使庆贺，如果关注，也是派册封使到该国替皇帝居高临下地宣旨封赏。外国君主要行跪拜之礼以示恭顺。清朝使臣对俄皇行礼，说明清朝为了击败准噶尔，不惜牺牲朝贡关系的传统面子。基于这样的外交和政治实践，乾隆朝在建构自己世界想象时，就不会把朝贡放在中心地位，而是承认中国当日和周围各国关系的复杂性，用“朝贡”“互市”这样更为现实的视角去概括当日中国和世界的联系。

　　第二个维度是近代化，这体现于《象纬考》中。该考讲的是天人关系，古人通过“星野”认识天人关系。随着疆域的扩大，耶稣会士传入经纬观念，清朝认为“星野”有问题，采用了更加先进的经纬系统来描述天人关系。

　　第三个维度是满洲化，体现在清朝将新疆、西藏等地纳入内地行政体系之中。清朝人如何想象中国地图？第一，放弃传统的九州说。《尚书•禹贡》把当日的中国划分为九州，后为史家沿袭。《舆地考》则认为，九州观念或适应于战国时代的中国，但放到清朝就不适用了。西藏、新疆、蒙古不在九州之内，清朝的疆域已经超过九州的范围，因此放弃九州说。第二，认为清朝就是中夏，传统的中夏观念不可取。在征服准噶尔时，有人形容蒙古西藏地区地理条件极差，“其人不可治，其地不可耕”。乾隆认为这是鼠目寸光，是汉唐宋明的中夏观，非我朝之中夏。《舆地考》包括新疆、西藏，与内地省份并列。《四裔考》提到库页岛的人民属于内地的属民，其进贡在性质上与越南朝鲜的朝贡不同。这些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现代多民族“中国”概念的肇始。

　　第四个维度是汉化，体现在清朝继续采用传统中国《文献通考》的体例。《文献通考》体例的创始人马端临是宋末元初内地人，带有宋遗民的性质。明朝有学者效仿其体例，编了《续文献通考》，自明朝后这一体例成为国家想象的一种建构方式。清朝沿用了中国模式，但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它虽然沿用了马端临原书的体例，却赋予新的内涵。就此而言，清朝的汉化不是被动的汉化，而是主动地拿来为我所用，既显示它对内地汉文化的尊崇，又赋予它新的含义和新的内容。

　　最后，赵刚就其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他指出，《嘉庆重修一统志》有很多倒退。嘉庆年间的国家想象远不如康熙年间那么准确和清楚，关于国家的分类很模糊，将西方国家和新疆视为朝贡国家。到19世纪，很多内地学者著作又回到明朝的说法。官方的国家想象是怎样建造，怎样塑造到民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的民族观念是在中国处在最困难的时代建立起来的。1911年前后，整个国家处于旧秩序已经消失，新秩序刚刚出现的混乱状态，就在这个时候，建立五族共和的观念。为何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还能建立起如此的观念？这里有一个从《皇朝文献通考》书成到清朝灭亡的一百年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精彩的，十分值得关注。